葬礼上,他第一次看见父亲

2021-04-06 14: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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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夏天的一次因缘际会,让我认识了文伟。由于疫情,他的小公司濒临破产,家庭破裂,还在苦苦支撑。

待到8月的一天,文伟忽然发来微信:“一个小时前,收到出生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我的生父,死了!我正在纠结要不要回去处理下葬的问题。”

大概知道我会感到疑惑,他随后解释道:“自从两三岁时跟着母亲离家后,我就再没见过这位名为父亲的男人,他杳无音信了三十几年。没有电话,没有信,没有只言片语。”

后来,文伟又断断续续讲了很多他的成长经历与家庭,实在是一个三代人之间持续纠葛的失落故事。在一番纠结之后,文伟决定踏上这一趟葬父的旅程。

以下为文伟的自述。

1

父亲死了。

车昼夜兼程跑了30多个小时,跨越2600公里,我们兄弟三人终于到了云南丽江。从市区开到县城鹤庆又花了1个小时,而要到那个直线距离只有30多公里村子,预计还得花3个多小时——Z形山路反复盘旋,每100米都会遇到一个急且陡的弯道,每个拐弯的边沿都是越攀越高的悬崖,没有护栏。

高山的云仿佛就贴在车窗外,树林茂密,果子艳丽。大哥面无表情地坐在后面,二哥则在远眺这他生活过9年的大山。我们一言不发地奔向一具尸体,是它给我带来了35年人生里的第一则关于“父亲”的消息——“家属需要前来认领遗体”。

1987年,父母离婚,5岁的二哥判给了父亲。我和大哥归了母亲。

那个年代的偏僻大山里,小路崎岖,经济落后,走好几公里通常只能遇见两户人家。出门没有平路,不是上山就是下山。水要走好几里的路驮回来,山野就是天然的厕所。父亲家里穷,做了上门女婿,结婚后好吃懒做,全靠母亲一人种地养家,在家里还喊打喊杀。他俩的婚姻维系到第十个年头时,母亲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提出要离婚。父亲扛着枪来,嚷着要杀死每一个离开他的人。但最后,婚还是离成了。

在媒婆的搭线下,2岁的我和10岁的大哥跟着母亲改嫁到了江苏徐州一个同样贫穷的老光棍家里,从此改了姓,寡妇外婆也跟着我们一起过去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婚姻模式:相对富裕一些的地区——比如江苏、湖北——的鳏夫或光棍,到云南的大山里找一些贫穷的、有残疾缺陷或者二婚的女人做老婆。那时候的母亲没有多少选择,如果要离开大山,“被选择”就是她的选择。

此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亲,家里没有他一张照片,没有他寄来过的一封信件。我们谁也不提他,只知道他游手好闲,烂赌成性,抛家弃子。他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禁用词,一个被合谋剜掉的脓疤。

因此,时隔三十多年,听到这位“亲生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们都大为震惊。开始大哥不愿意回老家。他年纪稍长,还留有对生父的记忆——“非打即骂”。他说过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他7岁那年,父母吵完一场架,失心疯的父亲举着猎枪一路追赶,将他和母亲追杀上了山林。他和母亲在山上躲了一夜,天亮了才敢下来。

但二哥想要回来,他对这大山的感情比我们都深,尽管也没有值得称道的记忆。5岁开始,他成了被母亲抛弃、没父亲管的孩子,全靠这座山和百家饭养大。野菜野果随手一摘,讨碗米饭井水一泡又一餐。在村子里长大的这些年,父亲四处流浪,父子俩在家里打照面也没几次,但每一次见,二哥都要挨一顿毒打和辱骂。出了家门,周围的孩子们又常常围起来打他一个。这样过了9年,心疼他的母亲才把他也接到徐州来。

我是唯一一个连父亲的长相都记不起的儿子。像刻意选择消失一样,父亲跟我们没有过只言片语的联系,哪怕我们的地址、电话他都知道。长大后,我对父亲的期望变淡了,有时候在路上看见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我甚至会忍不住定下来看多几眼——这流浪汉会不会是我的父亲?三十多年的期待一直落空,最后变成了一种斗气和跟虚空对峙的怨恨。有时候我甚至会这么想,他要早就死了该多好。

当他终于死了,怨恨的意义忽然稀薄了,和解的起由也有了。思来想去,我还是想见他最后一面。我说要回来后,凡事不太有主见的大哥也勉强答应了。丧葬之事,他始终是长子。

至于母亲,她也有些震惊,但末了只留了一句话:“要回去你们就回去。”

2

车在缓慢地拐着一个个弯。前方忽然来了一辆小货车,货车后放着几个簸箕,散着新采摘的鸡枞。我们只好后退到空间大的地方让路,车倒得贴紧了岩石。货车试了几次才勉强挨着边沿,熟练地油门一加,错了过去。

货车擦身而过时,我看见晒得满面土色的老司机,脸上一道道深壑,还沾着灰,宛如一个旧时代的人从山林奔出。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张脸竟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心怦怦地跳。

故乡就在前面了,我等待了三十几年的男人正躺在冰柜里等我去接他。车再往前开时,我的心情慢慢平复了。我想好了,要将这个名为父亲的男人的骨灰撒在金沙江里。这一生我不知道他去过哪里,经历过什么,有没有想念过我们一家子,但水一定可以带着他去很远的地方,也会带他回来。

正值夏日,天气炎热。殡仪馆的停尸间,一拉开冰棺,一股刺鼻的味道扑上来。名为“父亲”的男人躺在里面,整张脸是青紫色的,浮肿成一个胖子,五官也都失去了所有可辨识的特征。这张脸,与葬礼上唯一的那张黑白照片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知情人说,他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终日流浪,靠拾荒为生。他每晚睡在村镇的一个菜市场摊位的石板上。石板不到1米长,像一张儿童单人床。每日天还没亮他就得起床,让出摊位给小贩。3天前的凌晨4点,菜贩来摆摊,一推他,人已经硬了。

菜市场的人都知道他,但很少人能说出他的名字,也说不出什么他的生平与事迹。他很孤僻,行为怪异,不与任何人交流,几乎不着家。一个远房表哥告诉我:“过年时你爸来我家绕了两圈,烧壶茶的功夫,回来他就消失了。”但近亲的家里人说,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了,5年能回来看奶奶一次,看完又走了。谁也不敢说,他大概有些精神不正常。

村里很看重丧葬大事,风俗繁琐,墓碑全用大理石砌起来,比活人住得都要好。即便父亲生前几乎不见行踪,但死亡仍是一件极有号召力的事,居然有全然陌生的亲戚们愿意从外地赶来,挤满了小小的殡仪馆房间。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父亲兄弟姊妹七人,只有二姑来了(父亲排行老二,大伯、三叔已经去世了,四叔、五叔和大姑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来)。

大伯是酗酒而死,两个儿子也都走了他的老路,在两年内纷纷醉死,只剩下个小儿子,堂哥阿松,也赶来参加葬礼。他腼腆地待在殡仪馆的角落,带着扑面而来的酸臭酒气。他站也站不稳,人也认不清,与我握手时,几乎像一个熊掌拍到了我的手背上。

二姑虽是朴素的村妇,处理起丧葬大事却能干得体,几乎揽走了我们作为儿子的全部事宜。我们沉默地围坐成一圈,大哥二哥一直低头,我给不少是第一次见面的亲戚发起烟来。烟雾中,殡仪馆室内的沉默稍微好忍受一些了。这是一种必须面对亲情寡淡的沉默,人们既无法悲痛地哭泣,也说不出互相安慰的场面话。

但沉默很快就被冲突打破了。当我说出决定水葬时,在外地没有回来、视频那头的四叔和五叔急了,说老家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这样是不孝,是家门不幸,是死了也要四处漂泊,永无宁日。他们一连串空洞繁缛的话,让二姑也一副大为惊恐的样子看着我。大哥没有任何反应,二哥则希望土葬。

我很坚持:“如果你们不赞成,烧好了的灰放在这里,你们来处理。”

四叔和五叔很快在一片咒骂声中将视频通话挂掉了。

这之后,我们很快就有了共识——不水葬的话,父亲根本无地可葬。当年他是入赘进的母亲家,但母亲也是被外婆家领养回来的。云南这边很看重族谱和碑位,入赘的人既不能进祖家的坟,也进不了已然脱了干系的外婆家的坟地。何况作为子女的我们跟他都没有感情,立了碑做了坟,以后谁会来拜呢?二哥听我说完,表情很是不忍,最后还是点了头。

在殡仪馆烧完尸体,父亲的骨灰被放进了一个朴素的白瓮里。我们一行人被二姑领到金沙江江边,骨灰由大哥亲手倒进去。河边仅仅站着二姑和我们三兄弟,别的亲戚都没有跟上山来,去饭馆坐着等吃饭了。整个火化和下葬过程很快,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太阳悬在头顶,晒得人有点发晕。江面粼粼地闪着金光,父亲随和缓的江水慢慢流走了。

望着水流的汩动,我不禁在想,江水能洗净一个人一生的罪孽吗?

不过,小时候,我也曾真诚地想念过他。

3

后爸是一个老实敦厚的农民,大老粗一个,不太会说话,虽然善良,但也守不住财,总吃亏,常常辛辛苦苦攒一年的钱就没了。他的钱常常贴补给了他哥哥家的孩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本家血脉。

家里孩子多,母亲总计较,两人常常吵架,也打架。后爸家的人还排挤母亲,说些乱七八糟的闲言碎语,认为她是外地人、二嫁的没人要的女人。好长一段时间里,受尽了委屈的母亲也想过离开这里,回云南去。

大哥1992年就出远门打工去了。我很小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在家,有好事者来逗我,问:“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你知道你是哪里人吗?”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不属于这里,后爸不是我亲爸。也因为如此,我一出门,就会有一个十几岁的村霸追着我下死手地打——他爸是村里的老师。

有时候,我一天能挨三顿打。我如果还手了,或者哭着回家,后爸会因为我打架把我再揍一顿。小时候,我很恨他。看电视时,我常幻想,总有一天,我亲爸会风风光光地过来把我接走。

1996年,来江苏的第九年,我没盼回来父亲,却把二哥盼回来了。

母亲终于攒好了一笔回云南的钱,决定将没人养没人管的二哥带回来。当时交通不便,从村子到镇里需要走好几天,一趟来回得要个上千块。在此之前,二哥跟我们只有写信和发电报的联系。这9年来,母亲常常想念二哥,这些思念的声音形成了我对二哥的所有认知——一个过得很苦,但始终很善良的孩子。

二哥回来时是夏天,阳光炙热,蝉声聒噪。我出家门,就往大路上奔跑,喊着村里的小伙伴,告诉他们,我哥要回来了。想着,二哥到家之后,先拉着他到我们村里的池塘洗澡,以后我有哥哥了,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我。但二哥到家之后,一声不吭,显得非常封闭。我近前去邀请他玩,好几次,他把我推开了。母亲说,让你哥哥再适应一段时间。

二哥的性格非常孤僻,总会一人跑进山林里,一待就是半天。

我问过他,你喜欢这里吗?他没应声。

我问他,你想回去云南吗?他说,不想。

我们相处期间,二哥没少揍我。我们的脾气都很臭,我一调皮,他一惹事,两句不合,三句就开打。两人气极了,像疯狗一样摸刀互砍的事情也没少发生。我们唯一的默契是,假如有人欺负我或者他,我们会团结一致地打回去。

二哥来了之后,母亲再也不提离开了。她回去一趟,幻想破灭了——深山的生活始终还是太落后、太贫苦了,那里也没有她的家了。因为母亲对二哥有愧疚感,在家里,二哥总是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连农活都不需要做。

童年的家庭生活太压抑了,我从小就立志一定要离开这里。13岁那年,我辍学,自认为是一个大人了,背着包就出去打工了。漂泊辗转在黑龙江、内蒙古、北京、东莞,打了十几年工后,我确实做到了。

当然,毫无记忆的父亲和那深山故乡,早就沉入我的脑海底下了。

4

其实,回家葬父,也不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回到这个偏僻的深山。上一次是2016年,回来是因为外婆。

在我痛苦和屈辱的童年里,只有外婆是唯一一个溺爱着我、保护过我的人。

外婆是白族人,跟着母亲从云南深山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江苏农村时已经六十几岁了。故乡一直顽固地生长在她身上。她不太会说普通话,保留着深山里的生活习惯,很少洗澡,衣服仅有几套,旧如薄纸,排泄物还常常沾在身上。她总是很邋遢,脸上脏兮兮的。唯一可以语言交流的女儿,对她也是恶言恶语,充满嫌弃。

她比起我们,更像一个外人,村子里没有人愿意跟一个脏兮兮、有臭味的老婆子说话。母亲对外婆一直有很深的化解不开的仇恨,她记恨小时候在山里被外婆领养走,与亲生家庭分离。从小,她被外婆“像一个牲口一样”指使着干很多粗重活,干不好了还常常挨打。但那时候,在深山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很努力才可以生存下来。

我从小和外婆睡在一起。后爸家庭也很穷,一间平房就像茅草屋似的,连像样的床单都没有。有一间堂屋,一间偏房,一个存放粮食的土屋,一个牛棚。我和外婆最开始将牛棚收拾好,木板搭起来铺了草就睡。四五年级后,家里盖了新房子,我们才住进了房里。

我出去打工后,听说外婆为了证明自己不吃白食,从早到晚地务农、放牛,腰一年比一年弯。但作为山里长大的人,她的腿脚比小孩子还灵活矫健。

2013年,外婆忽然去世了。这个消息传来后,我很震惊。

那时我已经是工地的包工头,开着塔吊,接一个个项目,没日没夜地攒着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我没赶上见她的最后一面。我妈说,她死前手紧紧攥着厚厚的一沓钱,500块,全是小面额的卖破烂换回来的散钱,面额最大的一张20块钱还是过年时我给她的。

“我怎么使劲掰都掰不开她的手……你外婆说这钱是给你留着的。”我妈说完,我眼泪就哗地涌了出来。

我妈没等我回到家就把外婆火化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恨遗憾。我从来不敢问她,身体好好的一个老人,怎么会说没就没了?

外婆去世两年后,我又梦见了她,听见她颤颤巍巍地说,房子烂掉了,我没地方住了。人们常说,只有感情好的先人才会入梦来。我心里有些害怕,第二天就开车回了村子。路上有人在修水渠,我心想,坏了,坟地就在水渠边上。我问村主任,这碍事吗?村主任说,绝对不碍事。我就回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梦见了外婆。她背着身子,面容模糊,一直在哭,还是说:“房子塌了……我没地方住了……”我吓得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我大哥不屑一顾。过了两天,我亲自开车回去一看,坟地被挖掘机挖了一个巨大的坑,原来的地貌全被破坏了,外婆的坟整个儿看不见了。

我气得大脑一片空白,威胁着村主任说,如果找不到骨灰就连土带地给我拉一车回去。后来他找了村里一个专门做安葬的老头给我找骨灰盒,老头东西指点一通,说坟的位置应该还再偏一点。我们找了一下午,才找到了外婆的坟。一切都还完好,坟被挖掘机挖出来的新土给盖上了,外婆的骨灰从墓地抱回来后放进了公墓。

这件事之后,我决定要让外婆落叶归根,将她的骨灰葬回去云南老家。因为回家,是老人一生的愿望。

那时,我已经是一家家具店的老板了。白手起家,创业历程焦头烂额,手里完全没有余钱。半年后,正值春节,将各处的账款收好,我们一家人说好了年初二回云南给外婆重新下葬。除夕那晚,吃完年夜饭,一家人面面相觑,无事可做。我一时兴起,提议不如明早就出发吧——自从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家里的决策开始都听我的。彼时,打工了半辈子的大哥回了农村种地,二哥离了婚,孩子跟了他妈,终日游手好闲,靠我接济度日。

取了骨灰,两辆车载着我们三兄弟和孩子,母亲、后爸以及我老婆,一家九口上了国道。春节无可避免地遇上塞车,旅馆爆满,有一晚上我们没有休息,一直开了3天才到达云南。

国道上的大山、溪水和白云,都让孩子们在后座无比兴奋。但两个哥哥和妈妈,总显得心事重重,一言不发。舟车劳顿的辛苦让我无比平静,没有空隙去思考人生第一次回故乡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相会。只是越靠近云南,母亲似乎越来越不安了,不一会儿就飘来一句:“变化太大了。”

鹤庆县城当时修了不少新的楼房,民宿一间间的,别具风情,但仔细看下来又都千篇一律。用母亲的话来说,“路修得真好,但热闹地方住的都是外来人了”。从县城离开,天然的水潭湿地一个接一个,美不胜收。可一拐向母亲的村子,只剩下了一条两边都长满野生杂草的窄巴巴的路,牛粪稀落遍地。

越往山上开,视野越发开阔,却也越来越危险,一不小心就会开出路面,摔进深渊。视野所及,大多是稀疏的仄仄泥砖房子,偶尔也会耸起一栋三四层的新楼房。母亲说:“以前我们去一次镇上,用走的要走10个小时。”但这里真美,绿野之上坐落着村庄,大片的云在此之上肆意舒展,连空气都像是甜的。

到达村子,我们住进了一家家庭旅馆。我们去请了个先生,算了风水,找了个时辰,重新打了块墓碑,将外婆和早就埋在了地里的外公合葬了。这个事做完以后,我妈和后爸就不愿意离开旅店了。作为二婚外嫁出去的女人,我妈害怕闲言碎语,被找麻烦。她没有兴趣再见到任何一个旧日的相识——反正多年以前从贫穷多灾的家庭里出走的她,在这里也没有过值得再叙旧的朋友。

她自然也不会去她“前夫”家了。二哥领着我们一行人先去了大伯家,普通的白族房子,比起别人家还显得更破败些。我们尴尬地徘徊在门槛前,无人出来迎接。几个妇女大眼瞪小眼,对着我们一脸陌生。我喊了一声大伯,那个名为大伯的男人甚至没有搭理一声,侧着身子用一大片敦胖的背部对着我们。没有茶,没有寒暄,打了个招呼,我们就走了。

我女儿问,那个男人是谁?我仔细解释了“大伯”在中国家庭的意思,女儿依然一脸困惑地看着我:“那他跟我们很亲吗?”我噎了噎,无法回答。

接着二哥又领着我们去了奶奶家,奶奶家还住着大姑一家。小土屋被收拾得还算整洁,但简陋,堆满了杂物。就是在这里,二哥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与我们不同,隔个几年,他总会回来看看奶奶。

奶奶90多岁了,身体不好,正在家外面坐在藤椅上晒着太阳。我们一来,大姑就张罗起了茶水和水果。跟大伯比起来,她似乎是热情了许多,但无法消灭的生疏依然明显地横亘在我们之间,光我们这一行从未谋面的亲戚们的名字,就够她记的。

二哥介绍了我们,3个孩子走上前都叫了一声“太奶奶”。不一会儿,奶奶握着我的手,话也说不利落了,一直在哭,干瘪紧闭的嘴里传来呜咽的声音。老人显得很伤心,大姑在旁边添了一句:“我们都记不清楚多久没见过二哥了。”

我们陪奶奶坐到黄昏,红霞漫遍天空。她终于没声了,但眼泪还在流。我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而哭泣,但这大概含有一份对自己儿子将家庭拆散了的怨恨,以及30年后才见上孙子、曾孙们一面的无常感慨。或者,她只是因为开心。

我们起身要离开时,奶奶和大姑极力挽留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拗不过,便坐了下来。厨房还是烧柴火的灶台,一个大铁锅,还有一个电磁炉,后院里奔跑着几只散养的鸡鸭。等了许久,一桌菜上桌,热腾腾。但我一口都吞不下去,埋头看着那一碗米饭,味同嚼蜡。奶奶吃了两口饭,就说要回房间睡觉去了。她身子颤巍巍的,但走起路来毫无声响。接下来,饭桌上的声音都主要来自于孩子们。

我趁机打听了一下父亲的信息,大哥和二哥都沉默地投来不快的眼光。大姑显得尴尬,只说了一句,有人在镇上看见过他,估计还在到处流浪呢。那表情,像是因为嫌恶而不想多说。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也说不出来更多的了。

饭吃完了。将碗放在桌上时,我想,原来这就是故乡。

处理好一切事情后,我们就启程回去了。路上,母亲的眉目倒显得舒展开来,在车里安然地睡了几个长觉。后来我听说,我们离开的第三天,父亲破天荒地竟然回了一趟家。

你看,这辈子,我们就是这么一对有缘无分的父子。

我们回去后,又过了两个月,奶奶就去世了,只有二哥回去参加了葬礼。葬礼上,父亲没有出现,奶奶的另外几个孩子也没有。过了一年,大伯就因为喝酒摔死了。那趟我与大伯的见面,既是人生第一面,也是绝面。

5

父亲葬礼结束后的餐宴,倒是坐了不少人,村里人爱热闹,不管红事白事。我走进去前,在外面抽烟,听见这些亲戚们在讨论早上开摩托车上山摘菌子,顺便在路上捡了些东西。抽完第三根时,他们还没研究完山上捡来的玩意儿。这些话题,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走进饭店,我就看见二哥喝麻了,满脸通红,在那帮哥哥们的桌前夸夸其谈。他不愧是在这里长大过的孩子,就像是其中一员,从来也没离开过。二哥也是我们兄弟当中最像父亲的人,终日游手好闲,吊儿郎当,离婚后连抚养费都欠着前妻不给,对自己的儿子不闻不问,谈了个年轻女友还经常让我给她买机票订酒店。这么多年来,我接济他的钱早就够在小城市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了。这次回来下葬父亲,他身上只带了1000块钱。

坐下后,在饭桌上我听见了关于这个家庭的更多往事:年轻时,父亲喝多了就跟三叔干架(三叔早就喝死了);大姑的大儿子迄今没有工作,老光棍一个,家徒四壁,连个电视机都没有,全靠妈养,喝多了还会打自己的妈;大姑忌讳葬礼,既没有出现,也不允许我去拜访她;四叔五叔做了上门女婿,搬到了广西,经济不错,但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

骇人暴力的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更多的喝死、光棍和不知原因的消失。我看着周遭吃得欢乐的人们,心想,我实在理解不了他们。这里的欲望呈现方式非常原始,无非是吃的喝的,女人和钱,大部分的男人都有酗酒问题,大部分的女人都不快乐。

只有我三叔的小儿子阿乐让我眼前一亮,因为他与我长得神似,像是另一个云南版本的我。从小到大,大哥和二哥都有五官相似之处,唯独我没有。我经常想,我们之间真的是亲兄弟吗?这种血缘的迷惑,在见到阿乐之后消失了——他也是一个上门女婿,住在丽江,为了这次葬礼特意赶来的。他握着我的手,说“节哀”,是整场葬礼中唯一一个显得正常和有温度的对话。

席间,二姑问:“这次你老婆怎么没有来?”

“我年初刚离了婚……”疫情袭来,公司濒临倒闭,家庭一出出的闹剧导致了这个后果。

二姑显得惊诧,在这里,“离婚”还像是一个惊人的决定。我想起母亲跟我说过,当年她决心要与父亲离婚,连被枪追杀都不怕,但全村人都像见了瘟疫似的躲着她。

我不禁心酸起来,这一生,我竭尽全力不走父母的老路,不像父亲那样对家庭不负责任。因为从小缺爱、在外受尽欺侮,我更意识到亲情的可贵。纵是如此,我还是没能力保全自己的家庭,无法给自己的外婆和亲生父亲养老……

忽然,二哥急匆匆地从门口走进来,显得一脸懵。不一会儿,我手机响了,二哥的前妻打来电话——再婚后,她搬到了西安,又生了一个儿子。她在电话里跟我诉苦,说最近想给大儿子(她和我二哥的孩子)改姓,跟后爸姓,但住进寄宿制初中的儿子不听话,天天闹着要回江苏、要自杀。

我挂了电话,把二哥从酒席中抓出来,问他:“你想我们的孩子也走我们的老路吗?”被父亲抛弃,之后随后爸改了姓,不快乐的童年,这种成长还一一在目。他以他惯常的沟通方式来应对我,那就是一言不发,盯着鞋尖发呆。

我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下一秒又担忧起我女儿来。我女儿和他儿子今年都是13岁,与我离开农村大山、扛起钢筋的年纪一样。女儿还不知道我与她母亲离婚的事,出发前还缠着要我买新的游戏机——倘若有一日,她知道了呢?我不敢多想。

抽完几根烟后,我告诉二哥,回程路上我要开车绕去西安看看他儿子。他嗯了一声,不置可否,眼睛转来转去,更像是想要逃离现场。

回到饭桌后,我跟大哥说,我想多待两天,去父亲死的那个农贸市场看看,也许能听见一些他的故事。大哥愣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人都死了,这有什么意义?”周围听见我这一说法的亲戚们,纷纷意味深长地彼此交换着眼神。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才是那个异类吧。

二姑说:“放下吧,早点回去好好生活。”

这些劝阻和目光让我打消了念头,于是没有去镇里的农贸市场,但还是开了几个小时车到了丽江,去拜访阿乐。出发当天,我惊讶地发现,二哥竟然用身上仅有的钱买机票回江苏去了——我无法想象当车子到达西安后,侄子会有多失望。

一点点驶离村子时,我想,也许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如此怯懦地逃避着我们吧。有没有可能,他生前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就在他儿子们的身上续写着……这么一想,我不禁有些惊心,也像有了一点理解。

阿乐的家很整洁,在院子里还辟开了一块田地,种着蔬果和爬墙的植物。他有一面书墙,旁边贴着他孩子稚气的蜡笔画。他烹了茶,我们闲散地聊了一个下午的天。说到家庭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我们不光长得像,从小到大的经历也很相像。结婚这么多年了,走远了,没有一个亲戚来看过我。你是第一个。”说完,叹了口气:“其实无论人现在年纪有多大,想起来还是会难过的。”

那晚,我在他家睡了一个久违的安稳的觉。第二天一大早,他已经给我装好了一大桶自酿酒,捎了五块腊肉,一大包天麻之类的中药材让我带回去。告别时,阳光正盛。他笑着挥手,没有说,下次回来再聚,我也没有说。

这之后,沉甸甸的车载着我和大哥,往西安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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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小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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